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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英雄形象 引發深度思考
——《史記·李將軍列傳》賞析

來源:發佈者:黃 筠時間:2020-12-29

《史記》是我國曆史上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傳記文學總集。作為一部史書,它“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一部體大宏深的史學鉅著。而作為一部史傳體文學,它“述往事,思來者”,在眾多的歷史人物身上,寄託了作者的理想,抒發了作者久鬱於心的感情。因此《史記》一書,實具有史學與文學的雙重意義和價值。

它在寫人物的時候,不僅敍史實,記業績,同時還特別着意刻畫了他們一生的遭際、命運。這樣,《史記》就無疑猶如一座生動形象的歷史人物畫廊,既向我們十分具體地展示了歷史人物面貌,也啓發了我們對諸多社會問題的思索。

《李將軍列傳》是寫漢代名將李廣的生平事蹟的。李廣是一位號稱為“漢之飛將軍”的奇才異能之士。他在漢初抗擊匈奴的戰爭中,“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屢建奇功,但卻又遭遇不偶,所謂“數奇”(天命不好),不僅一生不被重用,最後還被迫自刎而死。

司馬遷在傳中首先記寫了李廣非凡的軍事才能,着意刻畫了他在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奇智大勇。作者首先從他年輕時代寫起,傳中記述他是秦時名將李信之後,出身將門。早年即“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嘗從文帝出行,能“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受到文帝的讚賞。景帝七國之亂時,“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在歷任邊郡太守期間,“皆以力戰為名”,曾被推許為“李廣才氣,天下無雙”。

李廣一生歷文、景、武三世,當時“匈奴為患”,特別是景、武之時,邊境安危已成為國家的主要問題。文帝曾慨嘆李廣生不逢時,説:“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但後來的時勢,卻給造就他這一代英雄創造了機會。匈奴入侵,使李廣得以效力邊防,傳中記寫了他一生與匈奴奮戰、馳騁疆場的戎馬生涯,並特刻畫了他的3次非凡經歷。

第一次寫景帝時,匈奴大舉入侵上郡,有3名匈奴射鵰者射傷了天子派來李廣軍中監軍的“中貴人”,並將“中貴人”所率隨從斬殺殆盡。於是李廣率輕騎前去追擊,廣親自射殺二人,活捉一人。但正在“縛之上馬”時,突然遇到匈奴勁旅數千騎,部下“皆大恐,欲馳還走”。李廣卻十分鎮定地説:“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李廣用疑兵之計,反而下令靠近敵人,並翻身上馬率少數騎兵,“射殺胡白馬將”,然後令士卒皆解鞍下馬,卧地休息。匈奴兵果疑廣為誘騎,怕設伏兵,不敢接戰。廣軍因此脱險,顯示了李廣作為一位才將的奇智大勇。

第二次寫李廣受傷被俘,因“單于素聞廣賢”,下令“得李廣必生致之”,可見連匈奴也十分欽慕李廣之才。李廣為能逃歸漢營,在途中,他先“佯死”,麻痹敵人,趁胡兒不備,突然飛身而起,取弓奪馬向南去。又取胡兒弓,“射殺追騎”,得以回到漢軍中。李廣又一次以他超人的智勇,擺脱了困境。

第三次寫李廣以四千人遭到匈奴左賢王帶領的四萬騎的圍困,手下的軍士們都很恐懼。李廣為穩定軍心,先派他兒子李敢率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來證明匈奴軍容易對付。又下令漢軍站成圓陣抵住敵人,胡人射過來的箭密集如雨,漢兵死傷過半,弓箭也快用完了,當時“吏士皆無人色”。而李廣卻意氣自如,親挽強弓射殺胡兵副將,煞住了敵人的兇焰,振作起漢軍的士氣,直堅持到援軍的到來,解了重圍。通過這場驚險的激戰,再次表現出李廣膽略超羣,臨危不懼,大無畏的英雄本色。

司馬遷正是通過在戰爭中的這些險境奇遇,來表現李廣的奇才、奇智、奇勇,塑造了這一富於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傳中還着意寫了李廣在治軍和為人方面的奇特風範。傳中寫他治軍簡易,在他任邊郡太守時,平日軍中“省約文書籍事”,行軍駐紮,也“不擊刁斗以自衞”,但軍事上卻從未因此出過差錯,可見李廣具有治軍簡而有方的奇才。作者司馬遷寫他的為人雖筆墨不多,但字字句句裏都飽含着對李廣的讚頌和敬意。傳中寫他射技精湛,世所罕見,不僅善射,而且連閒居時,也常與人畫線佈陣,計算射程遠近來賭酒喝,或拿射箭做遊戲,一直到死都如此。就是這樣一位立過多少次奇功的戰將李廣,卻生來“訥口少言”,從不會誇耀自己。生活上又十分清廉,“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但他對部下,卻是“得賞賜輒分其麾下”,對士兵則是“飲食與士共之”,行軍到了缺水乏糧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對這樣一位在戰場上衝鋒在前,生活上先人後己的將帥,部下和士卒對他的信任和愛戴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們不僅樂以為李廣所用,而且“鹹樂為之死”。正如司馬遷在傳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李廣能在眾寡懸殊極險惡的情況下,戰勝敵人,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蹟般的勝利,與他平日為人不無關係。

這樣一位智勇超羣,戰功赫赫,為國立下奇功的一代名將,命運遭際卻又十分不幸,竟從未得到過進爵封邑,官只做到衞尉、郎中令,以“二千石”終身,最後落到被迫自殺的下場。而和他同時起來的從弟李蔡,為人只不過“下中”,卻得以封侯為相;李廣的部下,也因“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命運之神為什麼對李廣如此不公?真的是如武帝所説,因為他“數奇”,命中註定該倒黴?不,不是的,李廣一生的悲劇,是黑暗的封建制度,冷酷無情任人唯親的封建統治者一手造成的。傳中寫李廣早年參加平息吳、楚七國之亂,昌邑一戰,攻關取旗,立下顯功,但因梁王曾授予他將軍印,朝廷因此不再封賞他。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使李廣失去了一次封賞進爵的機會。以後幾次參戰雖都是以少勝多,戰功卓著,卻被朝廷根據所謂的“法”,不是處以“當斬,贖為庶人”就是“軍功自如,無賞”。特別是最後那次,元狩四年,漢武帝衞後之弟大將軍衞青,從俘虜那裏知匈奴首單于的所在地,決定率部追擊。此時李廣正在他部下任前將軍,李廣不顧年老,前去請戰,希望能盡到前將軍的職責,先去與單于接戰,以了平生“先死單于”之願。但他不知道此時早已失去武帝的信任,加上衞青一心想讓自己的親信好友公孫敖立功,讓他為前鋒迎戰單于,於此臨時撤換了李廣前將軍之職,把他歸併到右將軍部中,讓他們繞道東行。由於沒有嚮導,迷了路,延誤了軍期,不僅寸功未得,還要待罪候審,李廣再也不能忍受這恥辱,只好含忿自刎。以上事實已清楚地説明,罪魁禍首就是那罪惡的封建制度,是刻薄寡恩、任人唯親的封建統治者。

司馬遷能這樣生動的、十分成功地向我們再現漢代名將李廣的英雄形象和他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是因為司馬遷在人物傳記的寫作方法上,表現出很高的技巧。從本文來看,他善於抓住人物事蹟和性格中的某一特點集中描寫,以使主題突出,形象鮮明。李廣是漢代抗擊匈奴的名將,他的主要事蹟,一是英勇善戰,二是遭遇不幸。全文就以這兩點為主線,把李廣的性格、遭際突出來,或直敍,或側寫,使李廣這個人物在讀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寫人物傳記非常成功的一個方法。

其次,就是司馬遷在這裏運用了故事化的方法。人物傳記是一種敍事散文,它容易陷於一般地梗概地敍述事件。但《史記》卻善於對於歷史事件作具體、細緻的描寫,並寫出人物間的矛盾和衝突,構成曲折動人的情節,使之具有強烈的故事性和戲劇性,因而引人入勝。正是通過這樣一些驚險曲折、有聲有色的故事描寫,極生動地表現了李廣非凡的機智勇敢和超人的膽略,表現了他的富於英雄主義和傳奇色彩的一生。

另外,《史記》的文學成就,同它成功地運用語言也有密切關係。從本文來看,《史記》的語言,非但精練流暢、生動活潑,而且接近口語。他的講述語言極為洗練而富於表現力。如文中寫李廣的從容善射,“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形容戰鬥之激烈,“矢下如雨”;形容李廣鎮定勇敢,“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都只是用寥寥的幾個字,卻描繪得形象、傳神。而其在語言上的最大特色,還表現在作者善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有特徵性的口語,來表現人物的情態和性格,如文中寫李廣有一次夜飲,經過霸陵亭,霸陵尉酒醉,不放李廣通過,“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日“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活現出霸陵尉醉後對失勢將軍的傲慢神態。又如文中寫李廣被圍、廣令他的兒子李敢突入敵陣,李敢闖軍回來,“告廣曰‘胡虜易與耳!’”簡短一語,充分表現了李敢年輕膽壯、蔑視敵人的口吻和心理。至於文中對李廣語言的描寫,更處處帶有個性特徵,無時無處不在顯示出他的英雄本色。

當然,談到《史記》的文學性,還不能不談到《史記》文章中的感情色彩。記事寫人時形象鮮明,語言生動,固然是《史記》一書文學上成功的地方,但使《史記》一書側立於文學之林的,更在於幾乎貫穿於全書的感情因素,即洋溢於許多傳記之中和字裏行間的作者的濃郁感情。《史記》一書,從它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司馬遷傳贊》的角度看,也就是從它如實地反映出歷史原貌的角度看,可以認為它與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相通。但我們從《史記》一書所透露出來的作者思想感情傾向來看,從書中若干傳記,包括本傳記在內的取材和所表現出來的文字風格特點來看,未嘗不可以説它同樣具有沖決世俗、不拘一格的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

司馬遷他自許“少負不羈之才”,在遭禍受辱以後,心有所不甘的乃是“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他對歷史的看法是“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報任安書》)因此,我們從史記一書中處處可以感受到他對奇異能之士、“倜儻非常之人”的傾倒。關於這一點,稍後於司馬遷的揚雄已有所發現,他説:“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最多愛,愛奇也。”(《法言·君子》)後來唐代的司馬貞也説“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記索隱後序》)。“多愛不忍”,在奇士奇才的歌頌方面。我們縱觀《史記》中的人物傳記,寫得最精彩、最耀人眼目的是李廣、項羽、屈原、韓信、荊軻等人。這些人在人格上、道義上,或在才氣、才幹上,或在處世處人上,都屬奇特之士,而在其生平遭遇上,又往往帶有傳奇性、悲劇性。司馬遷在寫他們的時候,又是着意以傳奇之筆寫傳奇之人,在敍其生平事業、遭際時,極盡洸洋、曲折、頓挫之能事(當然是在原有史料的基礎上),而且在行文中毫不掩飾自己的慷慨激越、讚歎之情。本文的最後“太史公曰”一段,是作者司馬遷的一則短評,過去稱為“史評”,又稱“史贊”,這種體例也是司馬遷開創的。就是在這則短短不到百字的評論中,司馬遷以飽含感情的語言,盛讚了李廣的為人,以及李廣在羣眾中的影響,其中還引用了古人的話和民間諺語,寫得言近而旨遠,語淺而義深,既表現了司馬遷對這樣一位樸實的有才能的英雄人物敬仰,也寄寓了很深的政治上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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